这几天，伴随202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新鲜出炉，“阿秒光脉冲”进入大众视线。作为人类目前掌握最快的时间尺度，阿秒光脉冲技术被认为可能代表着物理等多个学科的未来。而在中国，最接近“未来”的地方位于东莞——今年4月，阿秒科学中心在东莞松山湖正式揭牌，未来将推动先进阿秒激光设施这一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在东莞，令人惊喜的变化随处可见。就在8月，同样诞生于东莞的华为新款手机Mate60 Pro，一经发售便引来抢购热潮。外界解读，在华为每年数千万级的产品出货量背后，本质上是依靠东莞电子信息制造产业链完整度和协同能力。
东莞制造仍有着蓬勃的生命力。走进东莞展览馆一楼，从华为、OPPO、vivo智能手机，到逢年过节必备的徐福记糖果、华美糕点，再到拓斯达300607)、生益科技600183)、永益、漫步者002351)、Toy City……数十家莞企的代表性产品悉数映入眼帘。这是正在展出的东莞“当家制造”主题展，开篇语“东莞能造”四个大字，格外铿锵有力。
今年以来，在手机制造业波动、外向型经济冲击下，东莞的日子不太好过。“世界工厂”还好吗？怎么样应对高端制造回流和低端市场分流的“双重挤压”？曾因“东莞塞车、全球缺货”闻名的东莞，能否再次以“制造”逆袭？
作为经济总量过万亿、进出口总额过万亿的“双万亿”之城，东莞，似乎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在东莞，当地超过150万家、数量称冠全国地级市的市场主体，给出的是一个略显“混沌”的答案：他们既努力迈向高端，又保有传统基因；既专注制造，又不愿仅仅停留在制造上。他们对技术有着绝对自信，但又困惑于制造“外面的世界”，进退之间构成一个处于转型“中间态”的东莞。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曾评价，东莞一次又一次地实现自我超越，一方面保住了工业生产基地和庞大的、门类极其丰富的工业集群，同时不断地寻求机会提升自身能级、让自己摆脱跟随式的发展道路，这才是东莞完整的经验。
在“稳制造”愈加重要的当下，强于制造、工于制造的东莞，将如何推动东莞继续“造”出声量、“造”出未来？
今年上半年，东莞制造承压。行业周期和外部环境影响无疑是根本原因，外界有关东莞外贸占比过高、产业不够高端的讨论也随之而来。但对于不少当地企业而言，这样的一个问题似乎并未造成太大困扰。在东莞，传统产业赛道并不妨碍企业不断突破自身，外贸也仍是他们不能割断的重要业务板块。
位于传统制造重镇樟木头镇，代工起家的个护电器企业广东罗曼智能正经历新一轮业务调整。公司副总经理、董秘李锋宝介绍，随着个护自主品牌产品的红利期逐渐褪去，跨国企业签下新订单，曾经份额被超过的代工，再次成为企业经营的主力。
在市场下行压力下，传统代工不失为罗曼智能应对危机的“平衡手”。但这并不代表“回头”。李锋宝提到，代工扩大一是源于前年新落成的健康电器产业园，为跨国公司带来更稳定的生产预期；二是罗曼在核心零部件高速无刷马达领域的技术沉淀收获市场反馈，高速电吹风、干手机等产品成为外贸新一轮增长点——环境越是不利，技术越是“硬通货”。
总的来看，东莞制造正在告别过去，但又尚未完全远离传统制造的轨迹。近距离观察东莞制造业图谱，传统制造企业扛起了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重担，这里共诞生17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总量居于广东第三。在一些制造领域，如李锋宝所说，东莞已有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产业基础高级化”，也被当地视为制造业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长期关注当地发展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看来，这在某一些程度上是一种“不完全”转型的结果。
在东莞展览馆关于东莞制造史的展陈中，2008年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在那之前，东莞就意识到，费孝通笔下以“洋枪队”为特色的东莞模式已难以为继。
面对与当前类似的外部局势，东莞一面推动产业向内陆布局，一面加速“腾笼换鸟”。如今，东莞外资企业中，超过一半已经从加工贸易转化为一般贸易；2022年，尽管东莞仍以124.34%的外贸依赖度居于全国城市前列，但与2008年212.52%相比，已下降超过40%。
在这场产业变迁中，东莞有失亦有得。事实上，不少东莞如今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都能追溯至东莞2008年的产业体系。当时，外资加工厂外迁，厂里的流水线工人和工厂技术员纷纷自主创业，承接类似的加工业务，并逐渐演化成为东莞复杂的制造业体系。
20年过去，当年的新生企业已成为当下的中坚力量，不断证明东莞制造的潜力。如今，外界再次风云突变，东莞又迎来校准城市坐标的时刻。
在东莞商圈中心的潮玩商场X11门口，一个巨大的人型装置艺术十分惹眼。她的形象来自一个露天马戏团的小丑。作为缔造者，东莞潮玩企业Toy City将其命名为“Laura”，去年，她被选为“2022东莞篮球城市文化节”形象大使。
作为东莞复杂制造业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玩具产业同样肇始于数十年前的玩具出口加工厂。2019年开始，席卷行业的“潮玩”旋风下，东莞玩具企业纷纷跟进，不仅让类似Toy City的玩具企业从“微笑曲线”底端向设计、营销两端攀升，X11、KKV更成为东莞为数不多走进全国城市中心商圈、大型商场的本土商业品牌。如今，国内近85%的潮玩产自东莞，从卡塔尔世界杯、北京冬奥会到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东莞企业制造的吉祥物随处可见。
今年7月，东莞获得中国玩具和婴童用品协会颁发的全国唯一“中国潮玩之都”称号。东莞意识到，潮玩产业的探索，或许能为“东莞制造”提供经验输出。东莞期望，通过带动潮玩产业，激活东莞制造的“一池春水”。
深耕B端的企业，常常抱持“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信念，坚持以技术服人；而对于有意走向C端的企业，李锋宝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即习惯To B的莞企往往思维难以改变，只能等待“外力”重塑。
作为金属拼装玩具“拼酷”的创造者，东莞微石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有些特别。公司展厅内，与数十款从建筑、配饰到传统人物形象模型一道展出的，是作为基础材料的黄铜片和不锈钢片。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金属片，最初只被公司用来为大厂代工金属按键和配件，但却开创性地成为潮玩模型的基础单元。经过10余年探索，“拼酷”最终登上同品类销量榜前列。
总经理熊毛认为，不少潮玩企业看重IP，产品迭代很快，但制造工艺传统，用料是普通的橡胶、毛绒，做工也不够精美细腻，产品生命周期也很难拉长。反过来，要让潮玩有生命力，以制造为核心的产品力才是关键。而这恰是东莞制造所能发挥的优势。
即便是被漫长产业链“封装”在上游的东莞制造企业，同样能面向市场、俘获买家。借力潮玩“被看见”，东莞也希望改变制造业传统思路，让从业者相信制造可以“被看见”。
在今年召开的东莞市推进文化强市建设大会上，东莞市委书记肖亚非就强调，要全方面提升城市形象气质，进一步讲好东莞故事，传播东莞好声音。作为会上印发的1+8政策文件之一，《东莞市城市形象传播工作实施方案（2022-2026）》对外发布，意在扭转东莞“名”与“实”的错位关系，其中，潮玩正是一个重要切入点。
提及包括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城市，市场主体活跃是最常见的关键词之一。约束政府对企业的管理边界，尽量不去折腾企业，正是东莞保持产业与就业吸引力的重要经验。不过，从国际国内诸多城市发展路径来看，优质的发展资源及要素越来越来向综合竞争力更强的区域流动。2021年，东莞正式晋级，成为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人口超千万的“双万”城市。在新的起点上，东莞也在思考，如何更好地以“有为政府”服务“有效市场”。
中规院深圳分院规划研究中心主任何斌曾参与东莞多份城市规划编制。在他看来，随着东莞进入“双万”新阶段，推动制造更快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也来到新阶段。在制造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上，政府引导的作用可以放大一点，但大湾区的核心还是市场的力量，若因此损害市场的活力，难免“得不偿失”。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产业所（先进制造业中心）所长王昊提到，目前，东莞的研发投入主要以企业为主，且高度集中于试验发展等后端环节，占全部研发投入95%以上，其中又以手机等通讯设备产业为主。在市场因素影响下，东莞以旧有模式保持制造业持续创新投入，将面临较大压力。
东莞并非没有提前布局。早在新世纪之初，就着眼未来布下“先手棋”，以松山湖作为全市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创新发展的探路先锋，投入大手笔予以重点建设。
经过20多年发展，松山湖逐渐在科创领域开枝散叶。作为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的组成部分，松山湖科学城已建成全球第四台、中国首台脉冲式散裂中子源，一批重大科学技术基础设施正加快布局，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围绕国家实验室建设也迈出新步伐。
但即便在依赖政府规划布局、财政投入支持的源头创新领域，东莞企业仍然扮演着科创源动力的角色。
在解释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发展理念时，常务副主任陈东敏特别提到“先立地，后顶天”六个字——实验室主要聚焦科技成果转化的“中间阶段”，即“立地”，再进一步组织科技攻关、解决核心问题，即“顶天”。这个“立地”的过程，就是从科研院所的“样品”到市场的“商品”之间的环节，包括“产品”研发，以及概念、工艺、可制造性的论证等。
这样的思路，令材料实验室在同类科研机构中显得有些“特立独行”。但陈东敏的看法更为实际：这是一个分工的问题，地方建实验室暂时解决不了“国家的事”，那就先干好“自己的事”；退一步说，“顶天”一定要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但如果能“立地”，铺垫一批新兴起的产业，经过产业放大会带来大量GDP和税收，回报还能超过前期的投入。
作为实验室成功孵化的其中一个产业化公司，中科晶益研发的高纯铜材料，使下游企业无需再依赖于从日本进口高端铜材，一家东莞漆包线制造企业更是通过接受技术参股实现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并成为头部企业供应商。
同样诞生自松山湖的李群自动化，其制造的轻量型机器人能为大量东莞3C制造企业匹配自动化生产线，如今正在研发更为“傻瓜式”的应用程序，“让机器人不再是高门槛使用的产品”；反过来，主营镁铝合金器件的宜安科技300328)，积极挖掘象牙塔中的科研成果，等待10年终于实现转化的全国首款可降解镁骨钉产品，将免除二次手术取出的麻烦……
对于东莞而言，企业不仅是科学技术创新的主体，还构建出一个大体量的技术交易市场。科技和企业在此广泛碰撞、撮合，俨然成为一座城市级的创新试验场。
而在眼下产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风口，东莞正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介入，加速二者结合。事实上，宜安科技的产学研对接就离不开当地科技局的身影。而在新的规划中，东莞还将推动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鼓励由企业牵头组织产业上下游企业，寻找共性技术突破需求，以此融合科研院所，倒逼创新资源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深度关联。
“东莞是一座未完成的城市。”这是美籍华裔作家张彤禾20年前在东莞调研留下的评价。如今，东莞已然有了更多确定因素，但变化仍是现在进行时。
确定的一面来自市场。东莞形成了涵盖34个工业大类、涉及6万多种产品的制造业体系，构建起21万家工业公司、1.4万家规上工业公司、9099家国家高企、172家专精特新“小巨人”的制造业优质梯队。它如同一台构造精巧的庞大制造业机器，齿轮严丝合缝，有自己的运转逻辑，在巨大惯性的推动下不断向前。
变化的一面则是城市顺应产业变迁的“精雕细琢”。在李晓江的分析中，东莞制造的每个阶段都不乏城市介入的身影，这既体现在“三来一补”早期对要素、管理和劳动力成本的控制，也包括后来不甘于走跟随式发展道路，对创新要素的全新布局。
作为唯一一个保持制造业占比在50%以上的万亿城市，东莞的发展很难套用某种既有的公式。这更像是东莞基于自身特征的内向探索：城市如果要继续靠制造本身创造更大生存空间，政府还能做哪些超前布局？
作为技术服务方，李群自动化总经理助理、企业未来的发展战略总监陈诗雨提到，在东莞，不少小型加工厂围绕订单组织生产，一个订单的生产周期往往不到一年，产品换代速度很快。但以机器人优化生产线需要重资产投入，金额动辄数十万，此前测算的回本周期一般在一年半，因此，小型加工厂很难有转型动力。
在东莞150万企业当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繁星满天”的企业格局对应的是更复杂的企业“星系”，它们支撑起一个金字塔形的产业体系：1个万亿级电子信息制造业、5个千亿产业，以及大量类似玩具、家具等特色突出的产业门类。
在何斌看来，东莞制造过去较为“分散”，虽然是“散兵游勇”，但是能积累足够多主体、并形成成本优势。如今，这些低质量、低附加值的制造，到了形成“联合舰队”的时机。基于此，东莞要进一步推动产业整合。今年，东莞发布首批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名单，期望以更强大的“链主”让产业集群能级更高级。
中规院创新所所长朱力曾提到，东莞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空间模式。数量庞大的空间产品的供给者（村、社、镇）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空间。分散、细碎的空间供给极具灵活性和适应性，有力吸附了国际范围内的大规模产业转移，并推动了中国的大规模异地城镇化。
面对生产空间破碎化问题，东莞近几年先后统筹80平方公里连片空间建设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基地、整合25平方公里的5个标准化产业片区，并规划6大片区来推动镇域经济协调发展。在何斌看来，东莞目前要逐步“换笼换鸟”，采用非均衡的策略，而非“撒胡椒面”，特别是推进再中心化，提升片区级公共服务，“让6大片区成为东莞的6大舰队”。
另一方面，在大湾区城市之林中，一直以制造形成差异化的东莞，要不要更大而全的产业构架？
不久前，东莞党政代表团曾前往苏州考察，后者被认为是更快回归增长态势的制造城市典范。此后不久，东莞市市长吕成蹊提出，将重点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加快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体系，研究谋划好三年行动方案。
但另一方面，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一种声音认为，面对香港、深圳、广州等生产性服务业先发城市，东莞不乏借智借力的机会。
这涉及到服务业垂直细分的问题。何斌指出，如今制造和服务的界限愈加模糊，购买商品常常也是购买服务，比如当下的新能源汽车就在向智能终端发展。对于制造和服务结合的部分，东莞不应缺位。此外，在推进与大湾区城市互补发展当中，更高级别的城市服务功能同样不可或缺，这涉及到更高效的联通，更便利的教育、社保等。
比如，在苹果、特斯拉、耐克、阿迪达斯等全球领军企业的供应链名单中，数控皮革切割机来自东莞的爱玛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尽管这些庞然大物常年被“隐藏”在不被人所见的生产车间当中，董事长王国权坚持引进工业设计理念，他们生产的设备被赋予更多色彩，配色和LOGO与不一样的品牌适配，以期改变工厂沉闷、千篇一律的传统形象。他还培养小孩子出国学习设计，为公司带来创意新鲜血液。
陈诗雨提到，如今，东莞制造企业正迎来接班潮。新生代“掌门人”及管理层往往对新兴事物有更高的接受度，愿意主动拥抱信息化，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城市研究学者简·雅各布斯曾对比英国曼彻斯特和伯明翰两座制造业城市的发展路径。曼特斯特是“高效”的代表，许多规模庞大且效率惊人的纺织厂使其成为工业革命的极致，却在一个世纪后陷入经济停滞；伯明翰则显得缺乏效率，为品类繁杂的大量“小生意”提供生存空间，却为产业灵活变迁、转轨提供可能，至今仍保持活力。从某一种意义上说，东莞是一个类似伯明翰的城市。
当经济学家张五常作出“深圳会成为地球经济中心”的判断时，他曾将东莞视为根本原因，而他眼中东莞的优势则在于无数种产品皆可制造，而且造得好、造得快、造得便宜。
东莞制造很快，同时又很“慢”。东莞企业在制造的某一个环节动辄深耕10年以上，在交谈中，企业家也往往不急于对行业方向下判断，而是聚焦于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这也某些特定的程度造就了东莞制造“务实”的性格。走进东莞城区，比起千篇一律的产业园、商厦、商品房，更惹眼的是在各个街镇错落生长的一个个工厂，就像雅各布斯所说，它们或许不如“一模一样的大楼”有效，但却装下了东莞复杂、多样的产业体系，保存了更强的经济生机。
高效并不是制造业的一切。雅各布斯深入调查发现，创新往往诞生于更低效的环境当中。创新的成功难免有很大的运气成分，需要对试错成本的忍耐、更需要有尽可能多样化的参与者。而在“伯明翰式”的经济模式中，城市成为一个巨大且热闹的实验室，大量试错活动不断开展，反而让“低效”成为经济持续不断的发展的秘诀。
这样的时间刻度，或许正孕育着东莞制造的未来，也或许才是东莞模式对于中国制造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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